襄阳发现民国时期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旧址及界碑（考古2）

  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旧址近景            调查小组深入现场调查


   总厂部办公房：位于旧址西部，背紧靠吴家大岭，面朝东南面的厂房，原为三眼田组叶家祠堂，面阔五间，前后两进，为砖木结构，被征用作办公房，原石灰、泥、纸筋墙面曾被美国技术人员用水泥（老百姓称洋灰）替换。现已毁，但房基仍保留较完整。

厂房车间：位于旧址中部偏西，面积约6万平方米。单层砖木结构，共分六排，呈纵向排列，曾收留过日本降兵，解放后被三三六处国家储备物质局征用作为仓库，后被其拆毁，现为三眼田组农田。

发电厂：位于旧址北部，与厂区相距约300米，现已毁。其它情况不详。

宿舍、食堂：位于旧址东南部三三六处国家储备物质局院内，据称现在仍在使用。由于该单位的特需性质，调查工作需有关部门协调才有可能进行。因此，具体情况有待以后调查弄清。

防空洞：位于吴家大岭东坡，共有3个，分2大1小，呈南北方向排列，最北者大洞仍保留现状，为砖混结构，成人可直行进入，并设有出口。余二进出洞口被掩埋，其它情况不详。

1号界碑：呈长方体形，通长158.5，面宽23，背宽21，厚15㎝；青灰色麻石质，碑上部正面磨平，长60㎝，楷体阴刻“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石”，由右至左竖向排列，字迹工整有力，清晰可辨，碑体其余各面粗糙，人工凿痕清晰可见。

2号界碑：底座残缺，残长92.3，面宽23，背宽22，厚10.5㎝。其它特征相同。 

   通过多次进行全面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表明:1936年秋天，以官僚资本为主的中国银行出面牵头，在上海虎丘路会集众多实业界人士成立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筹备处。公司于1936年12月8日在南京成立，推举各界社会名流——曾养甫、宋子文、张静江、陈果夫、俞大维、胡文虎、卢作孚、张公权、熊式辉等19人为董事；由时任交通部长的曾养甫兼任公司董事长，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任陈毕霖为公司总经理，总工程师为张世纲；还选出张学良、俞大维、胡文豹、赵祖康等9人为监事。于1937年在上海建成上海分厂。

         
   德国奔驰公司创始人卡尔﹒本茨          张德庆厂长老照片
  年2月，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筹建襄阳总厂，目标是在五年内制造出国产化的柴油汽车。厂址选在原粤汉铁路（今京广铁路）报子亭车站附近（今襄阳市石峰区井龙街道办事处九龙山村），张德庆为总厂厂长，并聘用了多名外国技术人员。张德庆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曾在美国和德国学习工作过的工程师之一，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1937年3月，第一辆脱胎于奔驰车的“本茨式中国号”柴油机汽车在上海装配成功，车的标志为中字外加一个圆圈，所以“中国号”又另有一个名字——“中圆牌”。

1937年8月13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，上海分厂只好将大部分技术人员和设备搬迁到了襄阳总厂。1938年日寇打进湖南，襄阳总厂多次被日寇飞机轰炸，被迫向广西桂林、重庆巴县、香港九龙荃湾分三路内迁重新组厂。在广西建立的桂林分厂（后毁于战火），在重庆巴县建立华西分厂，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部搬到香港，改名为华运行，在九龙建立了汽车装配厂和零部件仓库，株州工厂的部分设备也运到了香港，成立南华铁厂。在2年多的时间里，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装配了2000多辆汽车，但是始终没能正式生产汽车，在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摧残之下，“中圆”之梦终成泡影。

1941年12月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占领了香港，南华铁厂的百余部设备落入日军手中，机器被拆到日本。华运行辗转来到重庆，恢复了原来的大号“中国汽车制造公司”，但已经是名存实亡，只能生产一些汽车配件，无力生产整车。1943年，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华西分厂以桐油代替柴油做汽车燃料试验成功。抗战胜利后，外国汽车和零部件的大量倾销中国。由于无力与外商竞争，华西分厂只得改行转向制造纺织机械，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华西分厂因此成为了重庆机床集团的前身，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至此消失了。

虽然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坎坷历程和先辈们的汽车梦嘎然而止，但中国人的汽车梦并没有称为绝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抗战胜利后，湖北省政府又在襄阳堪地选址，拟建月产40辆汽车的制造厂，惜因财力而无果。正是中国人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，怀着实业强国的崇高理想，一代又一代人无私奉献，至今不仅是创造出自己的一系列品牌，实现了自己的汽车梦，并且逐步走向了全世界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自成立至消亡，历尽十年沧桑，是中国百余年近代史的一个缩影。我们发现并逐步揭示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旧址的本来面貌，同时也是展示出一部闪亮的中国工业史。